1974年晟红网，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来到荆州进行视察。荆州的干部们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纷纷热情接待，摆出了最周到的礼遇。然而，杨得志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大家顿时陷入困惑：“侯礼祥如今怎么样了？我想顺道去看望他。”荆州军分区的司令员经过一番打听才得知，杨得志口中的侯礼祥正是他的老战友。
当杨得志找到侯礼祥时，眼前的情景令他震惊——侯礼祥不仅无处安身，连买药的费用也无从筹措。得知此情，杨得志愤怒地质问江陵县委：“你们究竟是怎么对待我的老战友的？他可是救过我命的人！”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侯礼祥沦落到如此境地？开国上将杨得志与侯礼祥之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
侯礼祥于1912年出生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。他小时候家境尚算宽裕，得以读了四年私塾。然而，厄运在他15岁那年降临，父母相继因病离世。为给父母治病，家里的积蓄早已花光。为筹办丧事，侯礼祥不得不将家中仅有的一套房子卖掉。年仅十五岁的他，为了生计踏上了前往荆州打工的旅程。
展开剩余86%抵达荆州时，侯礼祥的钱已所剩无几，饥饿和疲惫让他形容枯槁、衣衫褴褛，仿佛一个无家可归的小乞丐。因形象落魄，没有任何工厂愿意接纳他。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，一位好心的乞丐朋友给他带来了转机——介绍他到武汉的一家招待所做服务员。侯礼祥靠着这份工作得以温饱，但内心依旧疑惑：这位乞丐朋友既能帮他找到工作，为什么自己却仍在街头乞讨呢？
不久，侯礼祥发现了真相：这位乞丐朋友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帮助他不仅是出于同情，更是为了吸纳他加入革命队伍。通过组织的严格考验，侯礼祥于1928年5月首次被派往江西执行任务。1929年3月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革命战士，入党介绍人是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五连连长彭绍辉。
1934年10月，侯礼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。凭借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，他先后由班长晋升为排长，再到连长。到1935年5月时，他已成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的营长，并带领17名战士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，成功强渡了水流湍急、险峻的大渡河。
由于初入部队时的登记疏忽，他的名字被误录为“李祥”。多年来，侯礼祥曾多次解释，但因当时战乱纷繁，这一名字错误迟迟未能纠正。久而久之晟红网，他也就不再介意了：家里人称他“礼祥”，战友们叫他“李祥”，似乎已成习惯。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个名字的错录，让侯礼祥后半生在寻找党组织的路上步履维艰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当年那次强渡大渡河的壮举，后人仅记住了“十七勇士”，却遗忘了这位英勇的营长。
1935年9月，在腊子口战役中，国民党凭借险要地形对红军发起包围，红军遭受重创。杨得志负伤严重，幸亏侯礼祥冒死将他背出敌火，使杨得志得以幸存。从此，侯礼祥便成为杨得志的救命恩人，两人在长征路上结下了深厚友谊。侯礼祥还参与了飞夺泸定桥等多次重要战斗，多次冲锋陷阵，五次负重伤，差点两次命丧敌枪。其中一次在四川小河镇作战时，敌弹穿过了他的脖子，但幸运的是未击中要害，他被紧急抢救，死里逃生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，因右腿骨折，侯礼祥在瓦窑堡后方医院静养。康复后，他被派往红一师，担任十三团团长，隶属于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麾下。而此时，他昔日的上司杨得志已调任红二师师长。1937年，侯礼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，翌年担任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。1939年在执行任务时再次负伤，组织安排他回后方休养。
同年年底，侯礼祥返回江陵老家，人生轨迹发生巨大转折。他结婚成家，开了家牌铺维持生计。妻子是勤劳贤惠的农家女子，厨艺了得，牌铺生意兴隆，生活一度趋于安稳。然而，来打牌的人形形色色，难免有人觊觎他的财物。侯礼祥将参加共产党后的证件藏在床底的箱子中，不料被小偷盗走，身份文件全失。发现时，他如遭晴天霹雳，打算康复后重新投身革命的梦想顿时陷入困境。
此时，江陵县委书记魏西找上门，安慰他说：“别担心，证明文件我会帮你补办。”随后，魏西给侯礼祥下达了新任务，派他前往监利县从事地下工作。侯礼祥成功潜入国民党内部，担任联保主任，负责向组织传递情报。但1940年4月，国民党发现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，进行了惨烈打击。侯礼祥的接头人被捕杀害，组织遭受重创，他也被迫隐蔽起来，音讯断绝。
1942年7月，侯礼祥得知张秀龙的部队进入湖北潜江，便连夜赶往寻求接应。因无身份证明，被国民党发现，张秀龙最初怀疑他是奸细，未予接纳。侯礼祥细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后，终于取得信任。但不幸的是，张秀龙的部队随即遭袭，侯礼祥未能随队转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回到家乡务农。不久，他曾被揭露曾在国民党工作，被乡亲怀疑叛徒，遭到排挤。江陵县委书记魏西早已调走，无人再为他辩护。
1961年，满怀委屈的侯礼祥写信给昔日领导杨得志、杨勇，寻求证明身份的帮助。两人见信欣喜若狂，以为李祥早已牺牲，没想到他竟在武汉生活。回信中，侯礼祥详述被迫离开组织的艰辛。杨、杨随即寄去证明信，确认他曾参加长征并立下军功。但乡村干部怀疑信件造假，不仅拒绝承认，还限制他与外界联系。自此，侯礼祥的书信杳无音讯，杨、杨误以为问题已解决，忙于公务未再关注。
侯礼祥原本想就此忍受岁月流逝，几年后偶然看到新闻说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，激起他恢复清白的决心。那时他穷困潦倒，只能靠搭车、乞讨勉强生存。1971年，他来到济南军区门口，衣衫褴褛，臭气熏天，哨兵不让入。侯礼祥坚持称自己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，还和杨得志是老战友，哨兵这才放他进传达室。传达室人员半信半疑，联系杨得志，但他正外出，便吩咐先照顾侯礼祥。
侯礼祥终于吃上了一顿热饭，吃相大快朵颐，令军区工作人员大为惊讶。饭后，他整理仪表，准备见杨得志。久别重逢，杨得志认出了这位昔日战友。此时杨得志已是开国上将，神采奕奕，而侯礼祥则因岁月和劳累显得憔悴许多。两人回忆起当年冒雨奋战、强渡大渡河的峥嵘岁月，情谊深厚。
侯礼祥在济南停留数日，见到了几位老友。离开时，杨得志赠送了他一个包裹，内含200元现金、20斤粮票和一封写给县里领导的证明信。侯礼祥满怀希望回到江陵，想借此恢复身份。可县领导看过信后仍然推脱拖延。侯礼祥明白，自己年轻时直言不讳得罪人，虽心有不甘，年迈之人也不再计较。
因革命早年留下的病根，侯礼祥晚年体弱多病，缺钱买药，依旧租房居住，生活清苦。幸亏杨得志1974年调回武汉，看到老友如此境遇，怒斥江陵县委：“他怎么还没恢复红军待遇？”县委只得低头承认，他们因侯礼祥曾在国民党工作，怀疑他是特务，甚至认为杨得志的证明信是伪造。
杨得志怒斥：“糊涂！你们就不怕伤了老红军的心吗？”虽然侯礼祥确实曾短暂为国民党工作，组织对他进行严格审查。半年后，杨勇、魏西也出面为侯礼祥作证。1975年1月，侯礼祥终于被恢复了红军待遇。虽然从此衣食无忧，盖起了三间新瓦房，他仍难掩心中郁闷。组织未能恢复他的党籍，因资料不全且多年未联系，按规定他已视为退党。对此，侯礼祥坦然道：“没关系，等我去了地下，还要找毛主席，告诉他‘我是一名共产党’。”
1991年冬，侯礼祥安详辞世，终年80岁。
参考文献：江陵县人民政府：《江陵名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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